一、浦京在线:王克敏企图和重庆拉关系,愿意接受日本十一月的条件为和谈基础

原标题:汪精卫为何请求日本不要进攻美国

第一节蒋汪双簧之谜
国民党宣传的历史中,都说抗战前后,汪精卫是主和的、是妥协的、误国的;而蒋介石却是主战的、是抗日的、爱国的。其实,在许多情况下,事实正好相反。
汪精卫从一九三二年就任行政院长以来,就以“跳火坑”的心情,处理国事。其中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肯替蒋介石背黑锅、受闲气。
蒋介石自从一九二八年济南事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闪躲日本人起,骨子里本来就是真正的主和派。自此以后,一九三三年塘沽协定,出卖华北利权;同年摧残察绥抗日活动,打击抗日分子;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使华北特殊化,这些都是蒋介石的作为。然而站在幕前背黑锅的,都是汪精卫。事实上,汪精卫本人,对日本原是主战派,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五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张和日本人打,且为了张学良的不抵抗(事实上是蒋介石指令的),一度忍无可忍,通电邀张学良一起下野,因此出国。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而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为然。外间的批评都集中于汪先生一人,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日的心境。
汪精卫身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竟被蒋介石派人去主和,主了和以后,还要汪精卫追认。
陈公博的回忆,告诉了我们:蒋介石是如何在自取美名,却要汪精卫代背恶名?选蒋介石这种性格,甚至他的把兄黄郛有时都气不过。沈亦云《亦云回忆》中收有黄郛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一封电报,其中责备把弟说:“希望今后彼此真实地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连蒋介石的把兄黄郛都如此,又况汪精卫乎?事实上,当时汪精卫的处境,正是扮误国的角色,为表面爱国的蒋介石,代演衬托的苦戏耳?选
据陈公博回忆:汪精卫开始有主和的倾向,始于一九三三年的长城古北口之役。这次战事,“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并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到了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他益发认为“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否则一旦开战,只是便宜了苏联。
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起,国事在形式上是由汪与蒋介石共同负责的,在强敌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两人都没有抵抗日本的信心与决心,引起举国哗然。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在南京举行四届六中全会,在开幕典礼拍照时,汪精卫被击三枪。这件案子现在已经十分明朗,开枪的凶手是晨光通讯社外勤记者孙凤鸣,通讯社的社长叫胡云卿,都是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激于“九一八”以后不抵抗的耻辱,决心牺牲个人,除蒋救国。结果蒋没有出来拍照,而枪手孙凤鸣已服鸦片烟泡,毒性将定时发作,乃一不做二不休,退而求其次,向汪精卫开了枪。蒋虽幸免,汪却替蒋挨了枪。(参阅蔡德金《汪精卫评传》页二二八至二三一)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怀疑是老蒋干的,冤枉了蒋,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汪与蒋合作,不仅替蒋背了黑锅,还挨了枪。凶手明明是要杀蒋介石的啊?选……
西安事变之后,“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全面抗战,好像和战问题已经解决了。其实,表面上打得烽火连天,暗地里蒋日和谈不断,甚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蒋介石仍不愿完全切断和谈的线索。
蒋介石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日分别约见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大使,希望西方强国调停。其实早于七月十九日,英国外相艾登(AnthonyEden)为了英国在华利益,宣布已与美、法两国联系,并通知南京与东京,愿意斡旋。(见Friedman,BritishRelationwithChina,P.93)七月二十八日,蒋约见英国驻华大使之后,英国驻东京代办多兹拜访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广田声称卢沟桥事变可由地方解决。但事实上事端更加恶化,英国舆论虽然谴责日本将损及大英利益(TheTimes,10Augustl937),然英国政府仅能做无力的抗议。孔祥熙时任财政部长,经由驻美大使王正廷,要罗斯福总统调停。美国驻日大使格鲁遂向日本外相表示,如有必要,美国愿意帮助解决中日纠纷。(参阅DepartmentofState,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Japan,1931—1941,Vot.1.P.435)但是日方,尤其是日本的军方,根本不欢迎英、美介入。而德国正好与蒋介石自二十年代起就有良好关系,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崛起又与日帝建立伙伴关系,并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签订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自处于调解中日的有利地位。日本既不好峻拒德国,德国顾及对华关系,不仅希望事变早日解决,而且希望日本考虑德国在华利益,以及提醒日本在华行动可能减轻对苏压力。(参阅Fox,GermanyandFarEasternQuestion,P.233)七月底,德国政府外交部长魏什克(ErnstvonWeizsacker)电告其驻华大使陶德曼(OskarTrautmann):“我们已清楚地使日本人知道,他们不能以反共产国际协定来对付中国,因该协定绝无在第三国攻打布尔什维克主义之目的。”(美国务院编DocumentsonGermanForiegnPolicy,1918—1945,1:P,742,743,参阅P.748)同时德国继续向中国提供军火,亦未立即撤除军事顾问团。德国人最顾虑的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行动,将使中国投向苏俄的怀抱。(见陶德曼报告,载GermanDocumentsonForeignPolicy,1:P.741,748)此为德国愿意介入的背景,虽然一时仍持谨慎态度。
日本侵华,军方最力,文人政府并不希望战争扩大。广田外相曾于八月初遣使到上海议和,导致八月八日,日本大使与中国外交部东亚司长高宗武在上海谈判。日方提出:一、沿白河建立不设防区,中日军队各自撤退;二、不侵占领土;三、不赔款。高氏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基于以上条件和平有望。(参阅《东京战犯审判纪录》,Exh.3260)然而八月九日却发生“大山事件”,最后引发“八一三”淞沪之战,谈判自然流产。
淞沪之战打得血肉横飞,但蒋介石暗中继续试探和平,曾向德国表示是否可以“德日反共协议”来影响日本,德方回答是否定的。(见陶德曼与德外相来往文件,载DocumentsonGermanForiegnPolicy,1:P.741,742)接着于八月二十一日,中苏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于九月九日向国联提出申诉,国联遂于十月初召集会议,但广田于十月二十一日声明拒绝参加会议,惟表示愿与中国直接谈判,并示意德国或意大利可为说客。(见德国驻日大使Derksen致德国外交部,载DocumentsonGermanForiegnPoticy,1:P.769—770)一周之后,日本正式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HerbertvonDerksen)提出:“日本政府欢迎德国促使中国与日和谈。”陶德曼遂于十月三十日会见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表示愿意作为沟通的桥梁。不久,于十一月三日,广田开出和议七条件,由德国转达。七条件重点是:一、内蒙自治;二、华北设非武装区,委派亲日首长,并圆满解决日本开发矿产事;三、上海非武装区要扩大,由国际警察管制;四、停止排日,修改教科书;五、共同防共;六、减低日本货进口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向柏林报告,他相信日本在上开七条件基础上,有和平诚意,故认为值得劝南京接受。柏林对陶德曼的训示也认为这些条件可作为和谈的基础。十一月五日,徐谟陪陶大使自汉口乘车至南京晋见时,蒋介石因犹冀望于尚在开会中的九国公约会议,故推说中国如同意日本的这些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蒋介石又说:中国不能正式承认收到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的九国公约会议各国关切的对象,各国是有意要在九国公约的基础上觅取和平的。陶德曼说:“我现在采取的步骤仅仅是机密地通知中国政府:日本向我们驻日大使表示的对于和平的意见。”
可是,日本拒绝参加的九国公约会议仍然进行之时,蒋介石见陶德曼这天,日本就在杭州湾登陆,同时安阳失守。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任县失守。九日,淞江失守。十一日,上海失守、大名失守。十三日,济阳失守。十四日,嘉善失守。十六日,昆山失守。十八日,嘉兴失守、烟台失守。二十日,苏州失守。二十一日,吴兴失守。二十四日,布鲁塞尔会议闭幕,所得之决议仅仅是重申普遍原则,促中日双方和谈,中止战争,完全暴露没有强制力的根本弱点。日本照样进军,二十五日,无锡失守、长兴失守。二十九日,宜兴失守、武进失守。三十日,溧阳失守、广德失守。十二月一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BaronvonNeurath)告知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说:“为中国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愈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愈大。”(美国国务院DocumentsonGermanForeignPolicy,1918—1945,P.787)十二月二日,蒋介石召集军事长官汇报,先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陶德曼从汉口到了南京。各将领问:日本有无旁的条件?徐谟说:据陶德曼所说,只是所提出的七条件,并无别的条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介石就问唐生智的意见,唐生智还没答,又转问白崇禧。白崇禧说,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徐谟说:陶德曼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蒋介石又问徐永昌。徐永昌说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顾祝同,也说可以答应。再问唐生智,也赞同各人的意见。蒋介石就表示:一、德国调停不应拒绝,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蒋介石显然慌了。那天下午五点,他接见陶德曼,“愿意以德国大使阁下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的基础”。另表达两点:一、中国深望:在恢复和平的全部过程中,德国通过调停予以帮助;二、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必须维持其完整。这就是说:一、一切结果,要请德国人背书,德国人不要放手;二、但求保住华北就好了,东北也不要了,内蒙也不要了。最后蒋介石要求:“必须强调提醒日本:在谈判完成以前,不要公布任何提出的条件。”(参阅《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页一一三)这显然是丢不起人,一切要偷偷摸摸地干。
蒋介石遂于十二月三日再度约见陶德曼,感谢德国政府努力斡旋,愿意接受日本十一月的条件为和谈基础:一、中国接受该条件议和;二、华北领土与主权独立完整;三、德国自始至终调停;四、和谈不涉及与第三国之协议。(见DocumentsonGermanForeignPolicy,P.787—789)陶德曼得到蒋介石的“毅然许诺”后,转报回国。德国外交部认定“日本的建议,差不多在所有的要点上都已得到了满意的反应”,遂在十二月七日,转告日本。可是,此时日军已逼近南京,气焰特甚,广田外相也对以一个月前的条件为和谈基础,表示怀疑,调停发生了意外的变化。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守。
暴日虽相逼如是之甚,蒋介石虽发表一贯抵抗日本的宣言,但陶德曼调停并未因此中断。十二月二十二日,德国大使在汉口提出日本所开的新条件,重点是:一、中、日、满(满洲国,即中国东北)共同防共;二、设立非武装区,并在必要区域内成立特殊政权;三、中、日、满经济合作;四、对日本赔款。日本还提出和约缔结之前,不停止军事行动,并要求中国政府于年底以前接受这些条款。这种条件,连德国也认为太苛刻了,德驻日大使狄克逊即认为中国政府不可能接受。(见DocumentsonGermanForeignPolicy,P.804)德国政府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照会日本,此种结果将无助于“反共产国际协议”。广田辩称条件可以修改,不过日本驻英大使又谓,日本愿尽早结束战争,然若蒋介石不接受日方条款,则将与中国地方政府媾和。(参阅同书,页八一一、八一二、八一三)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不敢断然拒绝,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派出外交部长王宠惠,向陶德曼说:“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做确切的决定。”(见同书,页八一五至八一六)日本外相广田虽说将依此与内阁讨论,实对中国政府的回复极为不满,乃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十时半,将日方强硬回应请德方立即转给汉口,并要求中止德国调停,此即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声明》,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二册,页三八六至三八七)蒋介石亦在一月十八日做了自我澄清的声明,谓中国将为领土完整及其主权奋战到底。至此,和谈好像是彻底破裂了。事实上,德国调停虽然结束,蒋日间和谈的线索并未中断。
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春就已建立起渠道,主要是靠孙中山的日本旧友,如萱野长知(一八七三—一九四七)、小川平吉(一八六九—一九四二)、头山满(一八五五—一九四四)、秋山定辅(一八六六—一九五O)等。这批人看似民间人士,实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他们站在其本国利益的立场,又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自愿为两边奔走和平。
蒋日之间的秘密接触,初由南京失守后出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主其事,在香港设有秘密办事处,由柳云龙、杜石山负责。日方资料称柳为蒋介石的外甥,或称蒋母妹妹的儿子,宋美龄曾亲自到香港“指导”,全盘都是蒋门作业。
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国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亦即是日相近卫已宣布不以国府为谈判对手之后,曾电请头山满“主持正义,力挽狂澜,设使贵国军人早日醒悟”。同年三四月间,萱野长知的助手松木藏次与孔祥熙的亲信贾存德,在上海中国旅行社秘密见面商谈,松本传达承认满蒙的要求,贾存德则要求日本撤兵。萱野本人也与贾见了面,并由贾带信经港飞汉口报告孔祥熙。孔回信要求双方即刻停战,尊重中国主权,至于日方要求解决满蒙,中国原则上同意,具体问题可于谈判时商定。萱野回到日本后与小川平吉商讨,觉得孔有诚意,小川遂于六月十日分访新任日相宇垣一成与前相近卫文麿。不过近卫不久之前已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然小川与宇垣认为仍然需要与国府交涉,必要时可取消旧声明,故颇支持萱野与孔祥熙继续谈判,不久谈判集中到香港。孔祥熙又找到萱野老友马伯援和居正夫人(居正的女儿是萱野的养女)到港相助,特别希望日军暂勿进攻汉口。不过日方又提出蒋介石下野以承担责任的要求无法解决,孔祥熙愿辞行政院长代蒋下野,未为日方接纳。一时之间,蒋介石的下野问题成为和谈的障碍,日本军方对蒋介石尤持坚决排斥态度。
约当此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于七月五日自香港抵达神户。(参阅《汪精卫集团投敌》,页二一二至二七三)高氏日本之行,论者每想当然,以为奉汪精卫之命,其实是奉蒋介石之命,专治汪精卫和平运动的美国学者邦克(GeraldE.Bunker)曾与高宗武做多次访谈,论定高直通蒋介石,“绝非汪之代理人”(KaoinnosenseactingasWang’sagent)。(见Bunker,ThePeaceConspiracy,P.75,80)高宗武早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就奉命在香港设立以“日本问题研究所”为名的情报机关,暗中与日方联系。三月二十七日,曾与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在港和日人西义显等会晤后,飞往汉口,于四月三日提出报告,并于五日晨“晋谒委座”。四月十四日,高自汉飞港,“负有秘密使命也”。(《周佛海日记》上册,页七十八、八三十)据西义显《悲剧的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说,蒋介石要高氏转达:“东北与内蒙问题,可留待他日再谈,惟河北省应即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日方应予尊重。上项条件获日方之谅解,则先行停战,再行谈商细节。”五月三十日,高宗武又自香港来汉口,当时已任宣传部代部长的周佛海,把他送往陈布雷处。(《周佛海日记》上册,页一O六)六月五日,高又“奉命飞港”。六月二十五日,梅思平谒汪精卫后往见周佛海,“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可见高宗武赴日之前,汉口已知之,汪、梅、周尚需“推测”,证明高奉蒋命,连他们三人都不知详情。当时在汉口军令厅工作的张有谷说,七月六日,侍从室命令派机将求和密函,由飞行员汤卜生驾驶,前往南京,空投给在访的日本秩父宫亲王,若日军停止关内军事行动,东北可以割让。(张有谷《保卫武汉时期蒋介石的一件通敌罪行》,《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页一四一至一四二)
高宗武自日本回到香港后,没有马上报命,周在七月十九日日记上说:“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兄亦无所闻。”显因日方仍“不以蒋介石为对手”之故,使高觉得无以报蒋之命,结果高宗武于七月二十二日派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周隆庠,“送其报告呈委座”,没有讳言“对方坚持要委座下野”,周氏也表示“失望”。第二天,周佛海去蒋介石公馆聚餐时,见蒋“打不起精神”。没过几天,周就听说,蒋令“王亮畴托英、美大使,设法由英、美向中日双方提出停战,或向中、日双方提出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同书,页一二八至一二九)《蒋总统秘录》说,高宗武“成了被日军所利用于为汪兆铭抬轿子的脚夫”,显然是蒋介石的一面之词。蒋于失望之余,悻悻然竟不承认派高宗武去和日本人谈判的事了。
周佛海在七月二十六日记道:“与隆庠谈半小时,嘱其明日赴港,转达一切。”转达什么,虽不知道,很可能是为了可以接受的和平,如不与蒋为对手,非要蒋下台不可,则可由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所以高宗武并没有就此在香港养病,而是继续在港、沪两地与日方交涉,寻又有梅思平参与其事,最后才会有近卫的新声明与三原则。
经过萱野长知与贾存德的沟通,日方虽仍要蒋下野,然而若蒋决心“铲共亲日,媾和尔后有办法”。所谓办法,即体谅蒋一时不能下野的苦衷,答允只须预先做下野表示,“而在和平之后自动实行,当亦无妨。”(《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宇垣还得到裕仁天皇秘密批准,与孔祥熙在军艇上晤面的计划。至此,日方实已修正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主张。九月二十五日马伯援自港取道河内赴渝,与蒋介石、孔祥熙详商。蒋也派郑介民到香港会谈。蒋日和谈即将一拍即合,奈日本内部一直有矛盾,陆相与外相意见尤其不合。陆相板垣征四郎认为汉口即下,国府即将投降,无须发表撤兵声明,并指外相宇垣要与孔祥熙谈判为“国贼”,反对和议。宇垣被迫于九月二十九日辞去外相职务,那已经准备的不寻常会谈也告流产。(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六O八至六一○;施乐渠《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阴谋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页六十五至六十七)
日本军阀果于十月二十五日攻占武汉,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继续贯彻持久抗战”,但是暗中仍继续与萱野等民间人士保持联系。然而日本虽攻下武汉,并不如军方所想,中国会投降。日本政府显然忧心孤军深入,久战不决,增强了媾和意愿,梅思平也有了成绩。周佛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有记,颇堪玩味:
(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稿。
这个草稿,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政府发表所谓调整中日邦交,“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的声明(亦称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全文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三册,页四○七)。发表前将近一个月,重庆方面已经知道底案。蒋、汪既然都主和,此三原则无疑可作为和谈的基础。蒋、汪的争执绝非主战、主和之争,蒋之不愿附和,显然因为近卫没有明确撤销先前不与他为对手的声明,而汪则认为应做积极回应。当蒋坚持不肯,汪乃决定脱离重庆,自由表达和平主张,配合近卫三原则的发表,在舆论上造势,逼蒋走向谈判桌来。
汪精卫自重庆出走,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事,这天他由重庆飞往昆明,十九日再由昆明转往河内。二十一日,张群电蒋介石,说汪精卫有电给他,说“拟对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二十二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第三次发表“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且以绝无领土野心,尊重中国主权,不要求军费赔偿为说。二十四日,龙云电蒋介石,说汪精卫有电叫他代转,内容是:“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详容函陈。”二十六日,蒋介石在纪念周上宣布说:“汪先生请假四个月,出国养病,希望早日回来,共商大计。”二十八日,汪精卫有信致蒋介石,认为日方提出三原则之后,“我方如声明,可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进而“结束战争,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要求“毅然决定,见之施行”。汪精卫这封信,收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三册里。但信中提到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兹有上中央电”,却被做了手脚,未见收入。现据一九四一年三月汪政权宣传部出版的《和平反共建国文献国民政府还都周年纪念册》所收,抄录如下: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本月九日,铭谒总裁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画,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绝不能用于解决战争,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仅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祺。
汪精卫此电把陶德曼调停经过说得很明白,调停之所以失败,因日方改变十一月份可以接受之条件,现在日本既已“觉悟”,回到原来可被蒋介石接受的立场,甚至更加明确,岂有相拒之理?到了第二天,汪精卫即发出著名的艳(“艳”是二十九日电报代日的简写,电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新闻报》)电给重庆,再度敦促接受调整中日邦交三原则,作为和谈的基础。汪氏这三个文件,俱收入《和平反共建国文献》之中,基本重点只有一个,就是“如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不妨结束。汪精卫认为:与日本和谈,并不是他个人的私见,他说南京尚未陷落前,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从事调停,当时日本开的价码比现在还苛,但是“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如今一年仗打下来,中国已由武汉撤守而退往四川,处境更差,但日本开的价码反倒比去年宽了,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谈和?抗战的目的既然在保国家的生存独立,如果能以和平得之,为什么一定要打?
汪精卫能够从重庆出走,虽说汪氏副总裁身份特殊,无人敢挡驾,但出走的不止汪一人,陆陆续续,难道蒋介石的特务皆视而不见?再说出走有目的,难道戴笠连这一点情报都没有?其中必有文章。据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的回忆,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蒋介石汪精卫唱双簧”,冯玉祥举出最明显的理由是:
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汪精卫带着曾仲鸣、林柏生以及许多人乘坐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给他什么任务,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
对冯玉祥这段话,我们找出一件文件上的旁证。一九八一年九月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三册里,曾收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龙云以汪兆铭经滇飞往河内呈蒋委员长之效电》,内容是: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僭密。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临行时两次电详呈。职龙云。效秘印。
这一秘密电文中,最令人注意的是,汪精卫到云南的当晚,龙云就“电呈”了蒋介石;在汪精卫次日临行时,又再度“电呈”了蒋介石。可见冯玉祥所说“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是确实的。
关于这一疑案,朱子家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李敖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中,也有论述如下:
当年盛传的蒋汪双簧,是应该有其可能的,连日本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曾公然对我说过:“你们中国人是够聪明的,像是在赌台上赌大小,重庆押大,而南京押小,殊途同归,开出来总有一面是会被押中,而押中的也一定是你们中国人中之一面。”因为如果汪氏的出走,事前不得重庆方面的默许,他不能离开重庆,自更不能离开国境一步。
此外另有一个旁证,汪氏在离渝前曾对陈公博说过:“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据此而观,最后两语,意义太明显了。是由汪氏出面去与日本交涉,条件不好,由汪氏独任其咎;有好条件,政府才出面接受,这不是也可能真是一出双簧吗?
但褚民谊在苏狱中说过几句话:“早有人处心积虑,想把一只臭马桶套在汪先生头上。这次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经动了手,就绝不会轻易放过了。”那岂不是说,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就变成做真戏了。这说法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呢?又安得再起汪氏于地下而问之?选
这里说“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就变成做真戏了”,倒是很可能的。以殷汝耕为旁证,就可明白。殷汝耕在一九三五年成立冀东政府,抗战胜利后被捕,在狱中,他终日念佛,了无嗔意,被提出枪毙时,还从容得很。检察官问他有没有遗言要留,他说:“我很奇怪,当初不是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为什么今天要枪毙我?”类似殷汝耕的疑案,在缪斌、王克敏等人身上,也都发生过。
汪精卫到河内主要目的就是发表和平主张,采纳与否,权在中央。故发表艳电之后,即准备赴法休养。然而当谷正鼎送来护照与旅费后不久,却发生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河内刺汪案,结果误中副车,杀死了汪氏秘书曾仲鸣,另有五人受伤。河内法院抓了几个人,以一般凶杀案,草率处理了事。汪氏本人肯定是重庆派人干的,故在《曾仲鸣先生行状》中说:“法文各报皆以大字标明蓝衣社所为,且叙凶手供称,谋杀目的实在兆铭。”(《曾仲鸣先生殉国周年纪念集》卷首)但一时没有确切的证据。哪知凶手们到台湾之后,忽觉自己是锄奸的英雄,一一亮相,如陈恭澍等大写回忆,无异招认,甚至实际开枪的王鲁翘也当上台北警察局长,侃侃而谈,不久遭离奇车祸死亡。河内刺汪案终大白于世,原来是特务头子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干的,戴笠还于二月底三月初亲往河内布置。谷正鼎两度访汪,很可能与戴配合,以观形察势,做好谋杀的准备工作。也可能是单线,谷如陈立夫一样不知情。
我们不认为汪精卫出走前与蒋有默契,汪于一九四O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蒋介石感电犹谓:“兆铭痛感艳电以来,荏苒岁月,国命益殆,民病益深,故不及待执事之赞成,亦不及顾执事之反对。”(《和平反共建国文献》,页一四三)但是我们认为蒋眼开眼闭让汪等出走,特务固不敢拦汪,但特务不会上告蒋来做决定吗?蒋不拦汪,必须从蒋本人的主和意愿来理解。他把汪等当试验气球,放出去瞧瞧。然而蒋为何又要谋杀汪精卫呢?我们的理解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蒋氏“兔死狗烹”哲学,让汪发表和平主张之后,由他后续完成,免得日本人想与汪做对手。其二,如果不除去汪,搞不好,和议成功却让汪氏取而代之。更何况汪氏途经云南,与龙云相处甚笃,如果龙云加以响应,将更增加汪之声势,故明知汪有赴法打算,仍怕夜长梦多,为以后蒋日和谈制造麻烦,于是不惜遣特务杀之。
可是误中副车之后,反而弄巧成拙。这一毒辣的行动,刺激了汪精卫,汪乃在三月二十七日发表“举一个例”,公布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的国民党秘密会议记录,即“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记录”,证明了主和之意,国民党大员皆有之,蒋介石尤其主其事。文中并提出三个疑问:
第一、德大使当时所说,与近卫内阁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相比较,德大使所说,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
第二、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进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长沙则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烧个精光,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
第三、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和平反共建国文献》,页八至九)
不仅此也,激动的汪精卫触发了烈士性格,为死友、为主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去法国了,也不理蒋介石高兴不高兴,径自去与日本人谈。……
有趣的是,蒋介石公开谴责以及谋杀未遂汪精卫之后,继续经由萱野转告新上任的有田八郎外相:他正积极布置准备对付共产党以及对日和平之意不变。其实,不仅嘴巴上说,还起而行,于一九三九年年初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时,明显展示反共态度,以配合近卫三原则之二,并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陈诚于二月三日致电在香港的柳云龙说:
今组织之国防委员会,网罗朝野人员,置于蒋氏一人之下,时机一至,便可运用和平而无阻。(《杜石山致萱野长知》,载《小川平吉关系文书》
一个月之后,蒋介石亲自发电给柳云龙、杜石山说:
石山兄台鉴:历次来电,暨萱野翁前日来电,均已诵悉,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原则之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日本方面,究竟有无和平诚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实询明,伫候详复。蒋中正蒙。
此电紧要处,为蒋明显可以接受“卢沟桥事变前后之现实”,也就是说满蒙可以不要,但须重尊中国本部之主权,亦即是陶德曼调停时的第一个日本方案。但蒋怕日本别开新价码,故要“切实询明”日方和平的基案。能不说是求和心切吗?事实上,此时蒋介石已不经手孔祥熙,由自己直接遥控了,宋美龄也于七月十六日亲自飞到香港与萱野面晤。会谈设于香港大酒店三五O号房间,柳云龙代表蒋方提出七点:一、平等互让;二、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三、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四、日本撤兵;五、共同防共;六、经济提携;七、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六至四)基本上响应近卫三原则。杜石山于会后致电蒋介石称:“和平之事,当在汪氏等所欲谋者未成熟之前,始克有济,否则夜长梦多,多一纠纷即添一障碍,届时钧座虽欲当机立断,恐亦为事实之所不许也。”(《小川平吉关系文书》至此,蒋与汪已开始做“和平”竞赛了。接着小川平吉于三月二十四日赴港,听取萱野汇报后,并与蒋方进一步商谈,小川与萱野提出是否可首先讨伐共产党,以实现局部停战,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回答都是正面的,并谓可用“密约办理”。杜石山告诉小川,蒋“现已布置了大量嫡系军以对付共产党”,以及“在议和成功之时,望以日本的先锋队进行讨共”。(《小川平吉关系文书》蒋又于四月间派马伯援与小川在港联系,很可能有进一步的表态,但马突于四月二十四日逝世。五月六日,小川又与张季鸾会谈,更明言日本最关切排共。蒋介石反共意愿虽高,但在那个情况下,马上翻脸伐共自大有顾忌。然小川等急于要蒋明确表态,甚至要到重庆来谈。相逼之下,蒋终感化暗为明维艰,想缓一缓,将和平要求先在国防会议提出再说。小川等在杜石山等人一再解释下,对蒋氏苦心表示谅解。
六月间,中共对蒋日和谈已有所闻,乃迫蒋履行诺言,广西方面也表示如果中途妥协,将单独抗战,使蒋更不敢公开表态。此时汪精卫已到东京与平沼首相会谈,但蒋介石不仅仍然保留香港联络点,而且宋美龄再度飞港与柳云龙等会商,并由杜石山会见小川,要求阻滞汪精卫新政府的成立。小川等则想于汪政权成立前,逼蒋公开表态,接受和平条件,因而重申蒋日双方在军舰会谈前议。(阅《小川平吉关系文书》,页六四○至六四三)蒋于七月七日抗战二周年文告,重申抗战到底的国策不变,他能不如此重申吗?但被日方认为缺乏诚意,更倾向汪精卫。不过,蒋于七月十六日在重庆发表军事委员会组织与人选,规定蒋有权执行国府组织法第一一一条之规定,即宣战、议和、缔约的权力,已为蒋全权议和订下法律根据。蒋又于八月初经杜石山转告日方已有分共决心,并派郑介民、王景惠先后赴日,力阻汪日之间的和平运动。小川也开始积极活动,于八月十日走访近卫文麿,并连夜进京会晤首相,提出所谓“战胜国宽宏大度”的第三方案,由小川携赴重庆谈判,同时要求对方派出孔祥熙一级的代表参与预备会议。重庆方面得此报以及汪政府将延期成立之消息后,孔祥熙声言将牺牲一身,决心在参政会提出“和平”案。此时德国与苏联已缔定互不侵犯条约,日苏亦已有妥协迹象。蒋、孔怕孤立,故更加积极求和。但此一世界形势的发展也使日本军方更为嚣张,对日本政府横施压力,被迫于九月十三日声明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蒋、日和谈再次触礁。蒋介石对汪组府“深恶痛绝”,不谓无因。唐纵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的日记提道:
委员长发表重要谈话,对汪逆召开伪代表大会及企图成立伪中央政权问题,深恶痛绝。委座从未公开斥辱何人,此为第一次,并表示海枯石烂,永不宽赦。(《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一)
照说汪精卫去做“逆”,自毁历史,蒋介石又何必“深恶痛绝”呢?其所以“深恶痛绝”,显因汪破坏了蒋日和谈之故。汪是已下了海的,摆明在搞,然而蒋却一直暗干,想下海因考虑太多而不敢下海?选
一九三九年底,南京的汪政权开场之前,高宗武与陶希圣突然出走,抵达香港后,于一九四O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大公报》上刊登来函,并公布轰动一时的文件——《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此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的日方草案,修正案改称《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于同年十二月三十日签字。由于初次公布的是草案,日方要求十分苛刻,更凸显此一《要纲》的卖国性质。在轰动之余,重庆在宣传与情报战场上,似犹全胜,而使南京汪政权大惊失色,窘态百出,莫可奈何。
高、陶的出走成功,已可确定得自杜月笙以及重庆地下工作人员的协助。陶希圣抵港后,于一九四○年一月十九日收到蒋介石亲笔函,令陶“坦率详陈附逆经过”。黄仁霖于二月十七日自港返渝时,陶托黄转呈回函一件,陶对蒋给予“戴罪图功”的机会,“铭感于衷”,自称罪民陶希圣。然而陶氏此件于二月十三日就被日本情报人员密得,冈崎总领事以第八二号极密件发电给东京外务省有田外务大臣,当晚收达。从此一密件得知,高宗武“之参加汪方,早得中枢谅解”,可证高非仅为汪奔走和谈,也一直为蒋效驱驰。高是蒋之人马,尚有四条旁证:
一、当时汪派国民党怕蒋派国民党谋杀,都不敢住租界,而高宗武独住法租界的花园洋房,因为他心里明白,他是敌人的朋友。
二、一九三九年夏天,高宗武随汪精卫到日本,据亦在随行之列的周隆庠说,影佐祯昭见汪,要把高宗武留在日本,因觉其形迹可疑,但无确实证据,经汪极力反对而未留下。影佐是日本情报头目,显然已有风闻。
三、高宗武到香港后不久赴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陈布雷打了这样一通电报给驻美大使胡适:“胡大使:咸日由贺主任耀组名义汇上美金四千元,系委座发高君宗武旅学费,即请转交高君,并复为荷。弟陈布雷。勘。”四千美金在一九四二年不是一笔小数目,学费其名,奖金其实。
四、据高宗武本人的访谈,他自港赴美前,蒋介石曾写亲笔信给他,誉为“浙东强人”(见Bunker,ThePeaceConspiracy,P.206),与蒋要求自称罪民的陶希圣,戴罪图功,相映成趣。
汪政权虽然建立,汪记“和平运动”却因高陶事件,受到致命性的打击,但是骂汪逆的蒋介石并未一心主战,仍然继续他暗地里的“和平运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见了蒋介石的舅子宋子良。几次会谈后,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就派今井武夫大佐到香港。一九四O年二月十四日,今井武夫和宋子良在香港东肥洋行会见。商定在二月底举行中日两方正式圆桌会议。今井武夫赶到南京,向西尾总司令报告说,奉命在十九日飞东京向闲院宫参谋总长和畑俊六陆相说明会谈内容。参谋本部立即派谋略课长臼井茂树大佐到了香港,实地了解情况。三月二日,中国代表全体到齐,除宋子良外,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陆军少将张汉年、张治平等人。
三天之后,蒋宋美龄以治牙为名也到达香港。三月八日会谈开始,在东肥洋行二楼举行。会谈前双方出示证件,以明身份。日方由陆军大臣畑俊六出证明书,中方由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出证明书。会谈内容主要有关“满洲国”问题、日华共同防共问题、汪政权问题,以及日本在华北驻兵问题。其中当然以共同防共的意见最趋一致,其他问题也有商量余地。宋美龄于五月间再度来港。宋子良还邀今井武夫在香港海面上游艇中密谈,强调蒋委员长确实想和(见《今井武夫回忆录》,页一四四),如和谈成功,最快可于七月间对共产党进行讨伐。于是六月六日,双方代表经多次磋商后,一致同意由板垣征四郎、蒋介石、汪精卫三人举行长沙会谈。七月二十二日双方在香港签署备忘录如下:
下记日华代表关于进行停战会谈事,系分别遵照板垣总参谋长及蒋委员长意旨,并互相确认各自上司有关进行会谈的亲笔证件后,约定事项如下:
一、时间:八月初旬 二、地点:长沙
三、方法:板垣征四郎及蒋介石商谈日华停战问题 代表铃木卓尔 代表宋士杰
昭和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这就是日本人所谓的“桐工作(KiriKqsaku)”。宋士杰为宋子良的化名,其实宋子良也是特务顶替的。
同时,蒋介石又于六月二十一日致电香港杜石山,再邀萱野前来和谈,并代致“表示后悔”之意。萱野原拟八月初赴港,然因板垣正着手于“桐工作”而受阻。在侍从室工作的唐纵已于八月五日觉察到,“日来和平已在暗中举行,此事关系重大,外间知者极少。”(《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四五)唐纵并未参与其事,他只是从“许多小征候”观察而知。八月二十八日,戴笠又告诉唐纵,“张季鸾昨天回来,今日又飞香港,这是与日秘密交涉有关。”可为正在进行中的“桐工作”的一个旁证。
这个“桐工作”,可以说是蒋日和谈的最高xdx潮。谈到三个人会谈的地步,实由于战局对中国不利,当时英法都想与日本妥协,日军又已进占宜昌,直接威胁到重庆。蒋于和战之间自然动摇到最严重关头。然而正当“桐工作”积极进行之际,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蒋氏记得近卫有不与他做对手的声明,遂于七月三十一日要求以某种方式撤销,他才放心。他也顾虑到汪日之间的条约,汪政权已经成立,与汪平起平坐也是难题。不过,汪倒是很愿意日本与蒋直接和谈(参阅Bunker,ThePeaceConspiracy,P.155—156),惟蒋提出“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的论调,要求汪出国、隐退,甚至把汪交给蒋处理,日方表示难以接受。更重要的是中共发动了“百团大战”,日本人写的《太平洋战争史》认为百团大战“是中日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激战,给予日本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并认为中共抗日力量的展示,使“蒋介石不敢脱离抗日阵营”,显然蒋若不抗日,中共还是会继续领导抗日。这种说法已被大陆学者证实,他们更进而指出,百团大战就是因为获知“桐工作”而发起的。若然,则中共救了蒋介石没去当汉奸。蒋介石既然起了犹豫,板垣虽于八月二十二日写来亲笔信,深信三人会谈“当能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向蒋打气,但蒋终于不敢接受,于九月中旬由宋子良转达,推说重庆意见不一,“目前不应马上举行长沙会谈”。九月十九日,所谓“桐工作”以失败告终。虽如此,蒋介石并未因此放弃和谈。他于同年的十一月一日又托杜石山致电萱野,有谓:
蒋公既以石山等与先生有所约,中日和平路线绝对已有维持,故拒绝红军进攻平津以断日军接济,不准小张复出而重东北纠纷。(《小川平吉关系文书》
我们从这一则密电才知道,蒋介石不放小张原来还有日本因素。
蒋介石又于十一月十六日向头山满与萱野长知致意,说是宋子良擅自与板垣代表晤谈、接受条件,并说宋子良“惧而避之美国”云云,显然要在国民党的日本朋友面前推卸责任。(蒋原函可见于杨天石《民国掌故》,页三二九)其实,连宋子良都是假的。今井武夫到一九四五年才弄清楚,与板垣代表谈判的宋子良,根本是戴笠手下特务曾广顶替的(见《今井武夫回忆录》,页一四六至一四七、一六二),再据参与“桐工作”的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于一九五三年访日时,告诉今井武夫,当年会谈蒋介石确是幕后的大老板,由戴笠秘密执行。
蒋介石虽然一再解释,殷勤示意,日本政府仍然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正式承认了汪政权。但是蒋介石依然没有死心。一九四一年五月,萱野到澳门,蒋又派柳云龙前往征询和平意见。萱野建议托头山满,蒋即赠相片示意。头山满却不领情,认为蒋不识抬举,对愿提携的日本“反戈”,骂蒋“终竟是傻瓜”?选自此蒋与这些日本“民间人士”无法再从事有意义的谈判。上面这些秘密接触,都是从日本战败后公布或泄漏出来的文件证实的,宣传绝不中途妥协、宣传抗日到底的蒋介石当然是守口如瓶的。这些秘密接触,当然只有他们优为之,他们干了,也不会戴上“通敌叛国”的帽子。
蒋介石暗通日本,多次密谈,只因日本政府受到军方的干扰,拿不定主意,而蒋之一方,则感到难以“化暗为明”,迟迟难决而延误时机,再加上共产党一直在揭他的底,以及半途杀出一个汪精卫,更加搅了局,却让蒋介石最后“八年一觉渝州梦,赢得人间抗战名”?选
最有趣的,照龚德柏《汪兆铭降敌卖国秘史》的说法,汪精卫生前死后的一大罪状,乃在于他“妨碍中日讲和”?选龚德柏是拼命丑诋汪精卫的,但弄巧成拙,岂不正好反证了蒋介石那边在跟日本讲和吗?是以“蒋汪双簧”的谜底是,两人并无默契,各自搞一暗一明的“和平运动”,只因阴错阳差,两人的“努力”不仅不能“合流”,反而相互抵消。“和平”的失败,却让蒋介石熬到意外的“胜利”。
蒋介石与日本讲和的管道,于抗战八年之中,始终不断,连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亦曾于一九三九、一九四○、一九四一年,替蒋向华北日军提过只要长城以南主权的和平条件。(见Shaw,AnAmericanMissionaryinChina,P.125)近人论史,居然还要以为用“抗战到底一词来表达其领导对日抗战的基本方针,足以涵盖一切”(见蒋永敬《蒋中正先生领导对日抗战的基本方针——抗战到底》,载《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页四九九),请问“涵盖”得了与日寇暗通款曲的事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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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曾通过多条渠道和中国政府联系,企图以“和谈”的方式取得其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日方派出人员,或属于军部系统,或为外务省官员,或为与中国有传统关系的“民间人士”。但是,也有一个特别的例外,这就是燕京大学校长、美国人司徒雷登。从1938年到1941年,司徒雷登受日本人之托,多次出入武汉、重庆,会见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有关资料,不仅真实地反映出抗战期间中日秘密外交的发展历史,也真实地反映出日本侵略者从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到穷蹙困窘的没落历程。

汪精卫是真正的英雄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一开始就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坚决抵抗。因此,日本一边加紧侵略,一边积极寻求在华“代理人”,先后在中国建立了各色傀儡政权达数十个。汪伪政府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日占时期的上海,投敌“合作”的事例比比皆是,合作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各种形式的合作都有其背后的利害考量,对于大多数合作分子而言,只是出于一己之私,仅仅是“谁给钱就为谁干”而已。但对伪政府头目汪精卫来说,他的投敌可谓是“经过政治上深思熟虑的”。曾几何时,他是国人心目中的不世英雄,以身刺杀摄政王未遂,在死囚牢中写下传颂一时的名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就连审判他的肃亲王也被他的人格与情操所感动,破例免了他的死罪。此时他的所作所为却在中国历史上被看作与秦桧、石敬瑭齐名的大汉奸,何以如此天差地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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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国民政府建立 汪精卫发表讲话

对他来说,“拯救国家不需要重庆政府主张的那种殊死抵抗,而应寄希望于‘一种合理的和平’和加入日本宣传的‘东亚新秩序’”。因为他“对衰弱不堪的中国军力的失望,对统一战线以及共产党人操纵统战感到仇恨”,只有与日本合作才是符合他理想的“救国”道路。

“大东亚共荣圈”下的日伪政权

“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侵华时打出的旗号。该构想出现于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的“第二次近卫声明”中。此后在日本的不断酝酿下,1940年7月26日,日本内阁会议制定的《基本国策纲要》中提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构想,即“建立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

而“大东亚共荣圈”作为一个正式的概念首次出现于1940年8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会见记者时发表的《基本国策纲要》中。“大东亚共荣圈”始作俑者虽是松冈洋右,但这绝不是他个人所为,而是日本的“国策基准”。这种既定政策在中国的施行需要找一个合适的“代理人”。

早在1937年日本进入中国时,就在积极寻求这样的人选,企图诱降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以期达到不战而灭亡中国的目的。只是在全中国人民的反对声下,蒋介石政府不敢接受日本提出的诱降条件,日本所谓的“和平”交涉未能成行。但是,日本对蒋政府实行诱降的努力一直没有放弃,1944年9月还将制造直接与重庆政府会谈的机会作为首要目标,直到重庆政府返回南京的前一刻。

因为蒋介石政府的不肯合作,致使日本有了另辟蹊径寻求新的“合伙人”的打算,并且制造“不以重庆政府为谈判对象”的舆论上的压力,企图以下定决心扶植新的伪政权的办法来逼迫蒋介石政府投降。“如果中国现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的协定,协助新生的中国的建设。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的中央政权”。

汪精卫投靠日本成为新“代理人”

由于重庆政府不敢冒然进行投敌活动,日本加速了寻求新“代理人”的步伐。1938年7月12日,《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中提出:为了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应加强目前正在实行的计划。主要有:一、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二、促使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三、利用、操纵反蒋系统的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

然而,这种傀儡政权一开始就受到日本的严密控制,“各个政权的首脑以下的官吏,由中国人担任,但必要时,在关键的位置上配置少数日本顾问,或招聘日本人担任官吏,便于从内部进行指导”。一面是日本陷入中国战场相持阶段、一时无法自拔急于找到新“代理人”的急切心情,一面是汪精卫集团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遇降临、不可错失的兴奋。

于是,1938年11月,汪精卫派高武宗等人到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接洽投降事宜。11月12日,在上海东体育会路七号重光堂内举行秘密会谈,双方达成《日华协议记录》,称要“建设东亚新秩序”,“俟机成立新政府”,实行“各自亲日、亲华的教育及政策”。这些字眼上的“平等”“和平”使汪精卫集团在走入歧途的过程中越陷越深。自以为可以利用日本,反而被日本所利用。

1940年11月30日,日本政府公开承认了南京汪伪政权,并且公布了双方签订的《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日满华共同宣言》等协定。日本企图借助这种“合法的”形式,把中国变成一个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宣传都由他们严密控制的殖民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利用汪伪政权加紧对占领区进行大肆掠夺,称“大东亚战争的关键,一方面在于确保大东亚的战略据点,一方面在于把重要资源地区收归我方管理和控制之下。由此扩充我方的战斗力量,同德、意两国紧密合作,互相呼应,更为积极地展开作战,一直打到使美、英两国屈服为止”。日本侵略者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然而,汪精卫集团却是跟着附和。他在1942年7月7日“纪念七七五周年”会上,声称为了“全面和平,防止共祸,扫除英美经济侵略”,要“在农、商业上努力生产,协力大东亚战争”,以期通过“大东亚战争的胜利”来“解放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大东亚”旗号下的牺牲品

可是,在普通人的眼里大东亚战争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呢?一位时人在回顾“大东亚战争”时这样说:“一方面是少数新贵和发国难财的人们的豪华挥霍、骄奢淫逸;另一方面,是大多数人民的颠沛流离、生活艰难”,在“目前大东亚战争时代中,没有一个可以吸收着各方面真正的专门人才而认真工作着的全国性的文化机关和地方的文化中心机关”,“各地中小学的教育情形,没有人能说已可满意了”,“至于出版界和舆论界,不要说是和日本比较,就是和十年以前的情形对比,都是退步的”。

这些企图与凶恶的敌人共舞的“合作分子”们也成了“大东亚”旗号下的牺牲品,“日本人并没有把他们当做真正的合作伙伴,而只是将他们认作附庸,很少给予实际的援助,让他们自生自灭”。因此他们只能以敲诈勒索为生,整天极尽罪恶与恐怖之能事。

当奴才的人是没有人看得起的,而奴才受了委屈,只能关起门来跳脚,见了主人还得卑躬屈膝陪上笑脸。汪的这种苦境,“前汉”梁鸿志看在眼里,他私下对朋友们说:“王叔鲁在北京,日本人向他要十样东西,他还价给五样,结果让日本人要了八样去。我在南京,日本人向我要十样,我还价八样,结果十样都被日本人要了去。汪先生就比我们慷慨多了,日本人伸出手来还没有开价,他就主动地拿出十样东西来,结果日本人再加两样要了十二样去。”也许这就是卖国投敌者应有的报应。

汪精卫叛变的电文公开发表前,他给蒋介石写去一封私信:

原创-NO.1202

一、王克敏企图和重庆拉关系,“推翻汪伪”

介石总裁钧鉴:兹有上中央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詧。

审核:喵大大 编排:风晓暮

台湾所藏档案中,存有王克敏致宋子文函一通,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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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常常有种“倒放电影“的后见之明。

别将三载,不殊隔世,想望之殷,笔楮难宣,必维起居胜常为颂。弟抵此二年余,

犹忆本月九日在黄山晋谒时,铭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争;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争,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

今天看起来似乎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放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就没有那么理所当然了。就像有两只股票同时摆在你的面前,一支不断上涨,一支持续下跌,请问你该买哪一只?

一言难尽,忆前在沪与兄所论,殊非想象能及,今而知世事之变幻无常,而人心之莫可

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其待日本之觉悟。日本国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谅蒙忆及。

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的选择买那只不断上涨的股票,因为此时买入,很可能会大赚一笔。

测也,然庸人自扰耳。近来孱体大非昔比,虽目力较增,而体力弥退。惟恐身先朝露,无由自明其心迹,时用忧煎,爱我如兄,宜有以教之。此间近状,
傅 君当能面述不赘。诸惟心照,顺颂时祺。

今日方声明三项,实不能谓无觉悟,我方如声明,可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争,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机矣。

1940年下半年的国民政府,也面临着选择买哪只股票的问题:

弟名心叩, 4月6日 [1]

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助我结束战争,比较有利,决不能助我至出兵参战,此早为睿断所及,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以为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接受和平谈判,必欢然协助,国际情形大致如此,似无可疑。

一只是德意日轴心国“股”,该股于1940年9月27日上市。由于在此之前,德国迅速征服西欧,使得这只股还没上市,就已经吸引了很多投资者

本函未署年,从内容考察,应作于 1940年4月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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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敏,1873年生于浙江杭县。清末曾任浙江留日学生监督,驻日公使馆参赞、留日学生副监督。1907年归国,先后供职于清度支部、外务部,并曾任直隶交涉使。入民国后转入银行界,陆续担任中法实业银行董事、中国银行总裁、天津保商银行总理,并由此跨入政界,三度出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1931年,任北平财务整理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年,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兼财务处主任。1935年,任代理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936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1937年12月,与汤尔和、王揖堂等在北平组织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新民会会长。1938年2月,曾遭军统局天津站策划的暗杀,但仅受轻伤。同年9月,在日本侵略者的导演下,伪临时政府与在南京成立的以梁鸿志为首的伪维新政府在北平合流,成立伪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王克敏任主席。

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党政府不倒之少数人外,想无不同情者,伏望毅然决定,见之施行,不胜大愿,铭经过沈思熟虑之后,始敢为此冒昧之进言。如蒙鉴其愚呈,俯赐矜恕,幸甚,幸甚。专此,敬请崇安。

这其中最迫不及待的就是日本,它仅用了20天时间商讨就宣告签订德意日同盟条约。同盟条约签订后,这只股正式上市,此时德国风头正盛,整个欧洲无人匹敌。因此,从表面上看,这只股上行趋势十分明显。

函称“别将三载”,则王克敏与宋子文的上次聚首当在1937年。当时,宋子文一度被蒋介石摒弃于国民党权力中心之外,但仍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王则蛰居上海。同年10月,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到上海,通过与王素识的山本荣治向王克敏表示,欢迎他北上组府。据传,此事王克敏曾和宋子文商量,宋表示,可以先出面“对付日本人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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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敏写此信的时候,已出任华北伪政权的要角,而宋子文则寓居香港,处理中国银行业务。函中所言

君,指傅泾波。傅于1900年出生于满族世家。祖父当过甘肃巡抚,1918年在天津参加全国基督教青年大会时结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是一个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曾在金陵神学院教授希腊文。1918年任燕京大学校长。1920年,傅入燕京大学读书,自此成为司徒雷登的亲密助手。司徒雷登曾称:“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

实际上,日本方面向汪精卫承诺的“议和”条件,与日本军政内部的真正立场差距甚远。

另一只股是英美股,该股在1942年之前尚未上市。这只股的前身是英法股,但是由于1940年夏天法国战败,该国的资金被迫撤出,导致该股差点崩盘。

王克敏致宋子文函属于叙旧与联络,函称“惟恐身先朝露,无由自明其心迹”,暗示他虽出任伪职,但仍忠于国家。“爱我如兄,宜有以教之”,则是明显地要求宋子文为其助力。由于事关机密,他请傅到港的真正目的未在信中透露。
4月17日 ,宋子文致函蒋介石称:

所谓的“重光堂协议”,完全是出于诱降汪精卫成为日本人的傀儡进而控制中国的目的。之前一直参加与汪派代表密谈的日本人西义显回忆道:“如果说欺骗的话,正是日本欺骗了汪兆铭。因为后来发表的第三次近卫声明,不仅把重光堂会谈特别明确下来的防共驻兵地区和撤兵之条件抽象化了,而且避开了蒙疆这一具体而明确的辞令,躲闪地说成‘特定地点’。还有,关于撤兵的字句也都去掉了。”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正确选择买进哪一只股,对于中国的抗战前途至关重要。

昨傅泾波兄来港晤谈,最近在平时,叔鲁告以日军统制派对汪伪组织仍持不妥协态

汪精卫也意识到日本人的不可靠,但他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三十日,他通过高宗武向日方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避免与英美列强发生摩擦;二、在三至六个月内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三百万元;三、日军应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展开作战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四、彻底轰炸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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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彼亦正在进行破坏工作。就彼所知,汪日所订条约,如撤兵驻兵问题、内蒙问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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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加入轴心国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仪式现场图

及经济合作问题等等,均极端丧失国权。据彼见解,应觅取途径,推翻汪伪,重新与日

汪精卫内心的巨大担忧和恐惧,已令他不惜要求敌人进攻自己的国土、轰炸自己的同胞。他的用意是:如果英美等国因为某种摩擦卷入战争,日本就没有任何胜算;同时,只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顽强坚持抗战而不屈服,日本同样也没有胜算。一旦日本人最终失败了,他这个“第一流人物”也就到了命运终结的时候。

一、德国的“邀请”

订立比较平等条约。如果有此可能,彼甚至竟来重庆。彼如一经到港,则汪伪当可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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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国集团率先劝说中国政府购买他们的股。1940年11月11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告知中国驻德大使陈介,德国想要调停中日战争。里宾特洛甫宣称,欧洲战争最多拖到1941年春天就会有一个了断。

傅泾波兄刻尚在港。倘兄有所询问,当即来渝陈述。叔鲁致弟一函,兹并附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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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还不赶快与日本谈和,那么轴心国集团就会承认汪精卫的南京政府。而且,随着中国抗战局势的持续恶化,英美所承诺的援助也会成为空中楼阁。只要中国愿意与日本谈和,甚至加入轴心国阵营,那么德国愿意做出保证,日本必定会言而有信、履行和约。

平,指北平。叔鲁,王克敏的字。王在北平成立的伪政权虽号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但是,王出身北洋,对国民党系人员并无多大号召力,因此,日本侵略者在积极扶植王克敏和另一个汉奸梁鸿志的同时,仍将主要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身上。1938年12月,汪的亲信梅思平等在上海重光堂与日本人会谈,签订协议,承认“满洲国”,允许日军在中国驻扎,内蒙作为防共特殊区域。同月,汪精卫等逃出重庆。1939年12月,汪指派周佛海等与日本人谈判,日方提出《日中新关系调整纲要》,空前地扩大了日军在中国的驻兵权,而其撤兵时间则可由日方自由解释。《纲要》同时提出,华北、蒙疆的特定资源由“中日合作开发”,其他地区国防资源的开发则须为日本提供便利,日本拥有对华北政治、经济的“内部指导权”以及对华北铁路的经营权等。
12月30日
,汪精卫竟在以《纲要》为基础的《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协议书》上签字。王克敏对傅泾波所称“汪日”所订“均极端丧失国权”的条约,指此。

当时,在国民政府高层,有很多政要都建议中国与德国结成盟友,比如孙科、张群、王宠惠、朱家骅、齐峻等等。

王克敏是投靠日本,成立傀儡政权的“老前辈”,日本侵略者又曾一度打算将他的政权扶植为“重建新中国的中心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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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不甘于让汪精卫后来居上。1939年6月,汪精卫曾到北平与王克敏会谈,希望与王“合作”,王则强调临时政府的“独立”和“自主”地位,要求以之为主体组织伪中央政府,谈判未能取得成效。汪精卫刚一离开北平,王克敏立即召开记者会,宣布不支持汪精卫的任何冒险事业。同年7月,汪在南京继续与王克敏、梁鸿志会谈,磋商成立“中央政府”。王克敏大谈其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说,自称为“皮”,指汪为“毛”,要求汪附到自己这张“皮”上来。汪则提出,未来的“中央政治政治委员会主席”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担任,这就排除了王克敏等染指这一职务的任何可能。按汪的设计,“临时”、“维新”两个政府只能有6人参加“中央政治委员会”,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种情况,自然引起王克敏的强烈不满,“激忿到几乎使会谈决裂”。在日本人干预下,汪精卫作了让步,决定“国民党占三分之一,“临时”和“维新”两个政府占三分之一。1940年1月,汪精卫在青岛再次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会谈。三方达成协议,合组“中央政府”,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汪则同意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在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给予相对独立的权力,并以王克敏为委员长。同年
3月29日
,王克敏宣布“临时政府”自动撤销。30日,汪精卫在南京宣称“还都”,成立伪国民政府。
4月1日 ,王克敏宣布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

在民间,亲德的言论也很有市场,有些学者甚至在昆明创办了一份名为《战国策》的杂志,大肆宣扬德国的成就。一向客观中立的《大公报》在当时也刊登了很多明显亲德的文章。

宋子文致蒋介石函表明: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日军华北当局并不赞成,王克敏与汪原存的矛盾也未消解,因此,王通过司徒雷登的助手傅泾波拜访宋子文,企图建立与重庆国民政府的联系,藉此推倒新建的汪政权。王克敏甚至表示,愿亲到重庆谈判。函称:将“推翻汪伪,重新与日订立比较平等条约”。前一句话确系王克敏的愿望,后一句话不过是向重庆国民政府展示的诱饵而已。

这些政要和学者的亲德言论,并非是因为他们钦慕德国法西斯的价值观,而是由于英美等所谓的民主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漠然无视和落井下石,伤透了他们的心。

蒋介石没有上当。 4月21日 ,蒋介石复宋子文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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